我1987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進入國家教委高教一司財經政法處工作，1992年4月至1995年底擔任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楊海波同志秘書，后再回到國家教委政策法規司，參與教育立法的一系列工作，其間親歷教師法、教育法、職業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重要教育法律的出臺過程，這段經歷成為我職業生涯中最深刻的印記。

　　彼時我國教育投入嚴重不足，教師待遇普遍不高，民辦教師月薪僅十幾元，公辦教師工資常被拖欠甚至以煙、酒等實物抵扣，教育事業發展面臨嚴峻挑戰。但在如此困境中，上世紀90年代教育立法如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成果豐碩，出臺節奏遠超其他領域，其背后離不開老一輩領導者的戰略遠見與各部門的協同發力，更源于其時以法治破解教育困境的迫切期待。

　　我當時在全國人大的老領導、時任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楊海波同志，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深刻認識到教育對于國家發展的基礎性、全局性作用，而完善的教育立法則是保障教育事業健康、有序發展的關鍵，堅定主張抓住有限立法資源快速推進教育立法。在總體思路上，“先立框架，再謀完善”，在其他領域尚未對立法重要性有足夠認識的背景下，配合有關部門全力推動多部教育領域立法。這種前瞻性的戰略視野為后續密集的教育法律出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上世紀90年代教育立法的高效推進，離不開立法機關與行政部門等多部門的通力協作。在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的關心重視下，國家教委、國務院法制辦及其他有關部門密切配合，使得我國教育立法工作在起草、列入立法計劃、送審、征求意見、審議等不同環節形成了積極高效的推進機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同志高度重視教育立法，為各項立法工作提供重要支持；原國家教委主任朱開軒同志親自進行統籌，全力支持教育立法；加上這一階段熟悉法律業務的原國家教委政策法規司副司長邵金榮同志調任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教育室主任，使教育立法工作的各方銜接更為順暢，高速有效地推動了我國教育立法的整體進程，為實現《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所設立的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起教育法律、法規體系框架的目標奠定了堅實基礎。

　　回望那段歲月，上世紀90年代的教育立法堪稱我國教育立法史上的一段光輝歷程。教師法、教育法、職業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重要教育法律的相繼出臺，構建起了我國教育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為依法推動教育事業發展注入了持久動能。它們鐫刻著老一輩教育立法者的擔當與智慧，也為今后的教育立法工作指明了方向。

　　（作者系教育部政法司原一級巡視員，本文由中國人民大學教育立法研究基地主任申素平訪談整理）